二是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问题。论战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最终则归结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共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陶希圣、梅思平、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任之等人反对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他们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制，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封建制，把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说成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针对他们的种种曲解进行了批判。关于是否存在奴隶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专著中阐述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论著中提出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主张；翦伯赞、邓拓、何干之、邓初民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关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郭沫若、吕振羽等虽对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对于奴隶社会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他们都认为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郭沫若认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吕振羽认为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形态，但他们都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认为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种在中国的特殊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