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死后一千余年，始终无人怀疑其“谋反”事。直至清代，才陆续有学者为范晔辩诬。王鸣盛是替范晔辩诬的第一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断定“蔚宗不反”，并说：“计蔚宗性轻躁不谨，与妄人孔熙先往还，是其罪耳。决不当有谋反事也。”在列举大量事实，并实行具体剖释后认为，这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罗织罪名）之词书之的结果”。接着，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说：“蔚宗此狱，揆之以事以势，以情以理，皆所必无。”陈澧是为范晔辩诬最卖力的一位学者，他特著《申范》1卷为之申雪，说“（范晔）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以上学者都为范晔申雪说出了很好的理由，值得人们深思。现代又有学者如束世征认为，王鸣盛等“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并说：“谋反是何等罪？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但又认为：“谋立义康是企图‘拨乱反正’、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34]这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