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共有的理想，但我们认为它严重低估了对话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仍想尽可能将对话局限在起源上。它忘记了，我们对生活中善事的理解乃是通过与我们所热爱的人们一起欣赏它们才有可能改变的，有些善之为我们所理解乃是通过此类共同欣赏才有可能的。由于这样，要阻止由我们所爱的人们来形成我们的同一性，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可能要经历许多痛苦的分裂。思考一下我们用“同一性”意指什么。它是我们之所是的那个“谁”，“我们的本原之所在”。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口味、欲求、观点和志向得以有意义的背景。如果只有涉及我爱的人，我最为重视的某些东西才为我所理解的话，那么她就变成内在于我的同一性了。
对某些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们渴望挣脱掉的限制。这是理解隐士（或者举一个我们的文化更熟悉的例子，孤独的艺术家）生活背后的冲动的一种方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看成是对某种对话性的渴望。在隐士情形下，对话者是上帝。在孤独艺术家情形下，作品本身是讲给未来听众听的，听众或许仍是被作品本身创造出来的。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显示其特点是讲话式的。[7]但是，无论人们怎么想，如果不能勇敢地努力挣脱日常存在，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同一性的形成和维持仍将是对话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