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关于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石先生提出了三点反驳,我在此也作点简略的回应:
a.我主张“五四精神”和“新批判主义”的目标是塑造新人,石先生猜测“这种新人大概是彻底摆脱传统的理性之人”。如果不把理想目标和现实完全等同起来的话,这种理解大致也不错。但石先生反驳我的根据却是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现实”,即沉渣泛起和复旧,并以此证明新批判主义是一种“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永远”一词完全是上帝的口气)。由于篇幅关系,我不想去引证其他人类学者(如城市人类学者)的“田野研究”所提供的另一些“完全相反的现实”,何况这种由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永远”的普遍结论的做法也实在大胆过分了。但没有人能够否认,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主流正是对传统的疏离和背叛,否则,胡先生(和石先生)就不会如此痛心疾首了。至于最终的现实结果会如何,我倒不以为“新批判主义”的理想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它必定只能和传统达成妥协;但没有这个目标,则连妥协也达不到,只有沉沦。我与石先生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在于对现实的态度,即我主张为当前现实中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潮流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和规范,使之抑制消极因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石先生(和胡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借旧事物(如“迷信”)的某些复辟来指责新事物的“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