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有很开阔的认识，这同他洞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讲到历史研究中理论和资料都很重要的时候，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重视理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他这样写道：“理论与资料本来是编写历史中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史实编写历史，这是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长期遵循的路数。所谓孔子作《春秋》推崇的‘义’，是不是那时他所强调的理论呢？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可以说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为了什么？用他的话说，即‘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明确地提出‘理’来，是不是在搞理论？以后的班固，提出‘究汉德’等等，不都是他们的理论吗？至于刘知幾、章学诚就更着力于封建史学理论的探讨了。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其中的史识是不是指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识同史才、史学相比，刘知幾把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章学诚对同时期的考据之学，则认为不是史学。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些思想、认识，多为治史者所首肯，认为像孔子、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等注重史学理论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而他们的史学成就也为人们公认。是不是可以说，注重史学理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凡是有作为的、有成就的，可以说无一不是注重史学理论的。”[20]这些话表明，尹达是站在正确看待祖国史学遗产的立场上来讨论理论问题的，他在谈话中所举的史学上的这些实例，恰恰指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这个特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而不是以别国史学的理论模式来度量中国史学有没有理论。这些话，启发当今的史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总结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揭示其主要成就、民族风格、发展规律以及在当今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改变那种动辄以外国史学的理论模式为坐标的做法，推进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