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34]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现状”的标准？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个和西方相类似的判断“现状”的标准？而且判断激进或保守是否只能按照西方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线性发展指向作为标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实际上是由一种“退化论”或“循环论”所支配着。“退化论”的基本前提认为，越古老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越合理的、越好的，而三皇五帝时期是人们最向往的黄金阶段。“循环论”的基本论断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合理与不合理可能会交替呈现出来，对其做出基本判断只能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这两种历史观恐怕均无法用现代意义上的现状和秩序的标准加以衡量。因为中国古代的现状观念不是针对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进步与保守状态而言，而是针对古老秩序的不同理解而言，两者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比如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确实意在改变现状，但其根本的目标并不是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而是使整个制度运转更加符合古老的社会秩序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他和司马光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想冲破还是维持既有社会的现状，尽管双方都基于对古代秩序的不同理解，但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恢复业已存在的某种历史性的完美状态。王安石的变法表面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行动策略，比如废除诗赋取士和记诵传注经学，转而使用经义和论策取士，显示了唐宋以后的选士制度日益重视能力而不是教养的取向。这似乎与宋代理学家对道德的尊崇背道而驰。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不仅包含了恢复古代学校之制的旨趣，而且其强调从符合制度功能要求方面取士，并使士之事功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要求，使王安石的改制方案似乎更像复原周代礼制的样子。这不但与现在对维持现状还是打破现状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也完全和现代人附加在他们身上的解释背道而驰。因此，用激进与保守的框架显然无法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变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