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松：《论三十年代散文三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4.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则在3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3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很强新闻性和纪实性的文学样式作出迅速的反映。二是“左联”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三是外国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和推动力。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52～25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周立波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还在萌芽的时期”。对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一是“缺乏关于显示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即没有锐利的眼光，对所报告的事物不能发表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从而产生了“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的不良倾向；二是文学性不足，“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出来”；三是在选材上，对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或是歌颂爱国英雄的事件有所忽视。这些批评比较符合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情况，对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