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种姿态与音乐固有的非语义性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何从音乐这种几乎完全异质于语言的艺术中解读出几乎完全仰赖于语义性表达的性别意义，乍看上去这要么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么就会直接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和陷阱。但1990年代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对此交出了一份即便不够完美，也足够卓越、足够改变音乐学未来走向的答卷。库克在《音乐》第一版的“音乐与社会性别”一章中，回顾了1990年代这一领域中最突出的议题和争论，并将其置于批评理论的大脉络之中，指出其对当代音乐学术的整体性意义：正是在性别研究被卷入其中之后，满载着（有些过于）沉重传统的音乐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以往不被承认的话题，得以进入学术论域，音乐学开启了多元化的新时代。毕竟，既然你能够假定公共领域中的宏大叙事（如时代思潮）会对音乐产生影响，那么你为何要将与私人生命体验显然有着更加紧密联系的性与性别断然拦截在对音乐的理解之外呢？
作者之所以在本书中省略此章，只在部分章节中略提及性别议题，是由于在今天的英语学术界，性别相关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男性研究等）与19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新音乐学”一样不再新潮。它在充分融入主流的同时，也逐渐丧失其在理论研究中的先锋地位。但在国内，不论音乐学界内外，这一解读音乐的视角仍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基于此，我在此处强调这一议题，以免读者忽视散见于本书中的性别研究。此外，库克教授还专门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撰写了中文版前言，尽管书中已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案例，但在中文版前言中他又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音乐的思考融入整本书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