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所追求的语言“惊人”效果，韩愈所讲的“惟陈言之务去”，以及俄苏形式主义者所讲的语言的“陌生化”，其文学语言观的相通之点是反对因袭、主张出新和对普通言语的某种疏离。因袭的、陈腐的、反复使用的语言不宜于诗，是因为这种语言使人的感觉“自动化”和“习惯化”。而一种感觉若是自动化、习惯化了，那么就必然会退到无意识的领域，从而使人不再能感觉到或强烈地意识到它。譬如，当你第一次骑自行车上街，你是战战兢兢的，你的感觉还没有自动化、习惯化，你一定会强烈地体验到这第一次骑车上街的滋味，甚至多少年过后，你仍能回忆起这次上街的情景，说出你的体验，但在骑车的技巧已十分熟练，而且已经千万次反复骑车上街后，这时骑车的动作完全自动化了，你骑车的感觉完全退到无意识领域，你也就不再感觉到或强烈地感觉到骑车上街有任何新异之处。试想，有谁能回想起第一万次骑车上街的情景呢！文学语言的运用，也存在着这种自动化、习惯化的问题。某些词语当诗人第一次运用它时，人们会感到很新鲜，很动人，会细细地去体味它。但当这个词语已被人反复使用过，已变成了陈词滥调，那么你再去使用它时，人们就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记号，让它很快地不加感觉地从眼前通过，这个词语的丰富的表现功能已在反复使用中磨损消耗尽了。例如最初用“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来表现送别，本来是很生动的，能够使人细细体味的。但如果人人都用这两个词语来表现送别，那么它就变成陈腐不堪的语言，不再能引起我们的新鲜感觉了。像古诗中“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孤影”“残更”“雁字”等词，由于反复使用，其表现功能已耗损殆尽，再用这些套话作诗，就必然引起人们的感觉自动化、习惯化，而使诗篇失去起码的表现力。由此可见杜甫要求出语“惊人”、韩愈要求“陈言务去”，是有充分的心理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