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方面，研究较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原始社会史研究又有新作问世，出版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1943）和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是许多人关切的领域。郭沫若于1942年4月发表了《殷周奴隶制度考》一文，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的观点。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和《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对古史的分期和划分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范文澜在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殷代在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了封建社会。尹达等也参加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对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华岗、吕振羽、吴泽等参加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则强调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史实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