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互信机制的缺乏，导致人们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的人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社会总在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中消磨。
三
在点破了这个中华的千古难题之后，《商贸与文明》接下来谈的，是近代的西方怎样最终在博弈中促成了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之间互融，最终破局飞升为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张笑宇先生的描述中，西方建立这种互融机制其实同样历尽艰辛，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的西班牙，之后是荷兰（尼德兰），它们都曾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这两次尝试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依然是暴力秩序（王权）与商业秩序（商权）之间无法达成一种互信的平衡。
但相比同时代的中国，西方的好处是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王权相比于商人阶级都相对弱小，所以双方合作的尝试时有发生，这就让西方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碰”出一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平衡。
最终，这种平衡在英格兰出现，并稳定了下来——国王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宪法的牢笼。
暴力被商贸所说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促成了社会环境的持久稳态，大量像张顺那样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向上增长的人从惨烈的暴力厮杀中金盆洗手，上岸做起了生意。不再执着于争夺“切蛋糕”的刀子，而是一起琢磨将蛋糕做大的“正增长时代”，终于在西方社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