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刘祖斌为了解大众传媒对农民工报道的概貌,分析农民工报道的得失,为传媒改进报道、自我完善提供参考性意见,对2006年一段时期《武汉晨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作了内容分析[49]。他主要选择本地信源的报道(外地信源的新闻被排除在外);还考虑农民工是不是新闻事实中的“行为主体”(“施事者”“受事者”都包括在内),其他(如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性)新闻内容,则不在分析范围中。刘祖斌的结论是:从积极方面看,传媒对农民工的关注和报道,使农民工获得一些利益表达的空间;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对恶意欠薪的当事人予以曝光的新闻,也构成了强大的话语威慑力。这是传媒的进步。但从消极方面看,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报道多是浅表性的,模式化的,所描绘的农民工形象也是单一、平面和肤浅的,没有涉及农民工的实质问题,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同情和人文关怀。例如,在62篇农民工报道中,涉及农民工的“负面的”“平面的”报道占了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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