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文集》还收录了《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一文。这是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任国子监祭酒时写下的，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早在潮州时，韩愈已经注意到岭南“没良为奴”的陋习。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有唐一代，尽管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奴隶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代买奴婢成为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当权者施以援手，以便早日回朝？可是他并没有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而是施以德政与人道，大举赎放奴婢，这恰是韩愈的刚正廉明。
韩愈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但对潮州文化教育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韩愈认为，国家治理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为了办好潮州乡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