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则资料并未为研究者所关注，那就是分别发表于1987年1月20日和2月3日《黑龙江日报》上的《鲁迅与哈尔滨（上）》和《鲁迅与哈尔滨（下）》两篇文章，作者为林伊。经笔者查证，林伊为黑龙江日报社报人、黑龙江省地方志撰写者、《黑龙江新闻志》编纂人员，发表文章多为对黑龙江及哈尔滨地方报志史料的考辨。这篇文章在尊重锡金和楚图南两人文章基本材料的基础上，主要补充了两处细节。第一处是任国桢到哈尔滨的时间问题。针对这一细节，此前研究界并未有确切论证，锡金在文章中写道：“1925年（月份不详），党把他派到了哈尔滨市，任市委书记。”[9]林伊通过《鲁迅日记》中记载收到任国桢从沈阳寄到北京信件的时间间隔，推算“任国桢可能于9月10日左右到达哈尔滨；17日，鲁迅收到了他从哈尔滨寄去的第一封信”[10]。第二处是1926年鲁迅收到任国桢从吉林寄来的信件问题，锡金首次指出鲁迅与任国桢的通信中出现了一次地理位置的变化，“1926年间，他的工作又一度被组织调到吉林省，这是可以从鲁迅的3月份日记中他从吉林向北京寄信读到的。别的材料漏掉了这一点”[11]，林伊进一步指出，此时并不是工作的调度，而是由于张作霖颁布《东省防止赤化办法》以后，任国桢作为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东北早报》的编辑，被捕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由此“1926年3月20日，鲁迅在北京收到他‘8日吉林发’的信，可能是任国桢从狱中托人带出来的；鲁迅在28日复信给他，想必也是请人从哈尔滨转到狱中的”[12]。这一推论与楚图南根据1928年通信情况得出的鲁迅了解任国桢的共产党员身份与“现在干的实际斗争工作”相比，则显然更进一步了。在获悉任国桢已经因共产党地下工作被捕后，仍未中断与狱中的他的通信往来。况且能够作为两人传递信件的中间人，应该也与楚图南身份相似或具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这就不难推断鲁迅与东北沦陷区左翼活动的关系之密切、态度之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