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督军会议结束之后，徐世昌遂以总统名义致电西南系“非常国会”，表示愿意接受南北和谈，并在给老朋友唐绍仪的电报中详述了冯段相争、相约下野，他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的事，希望唐绍仪能够尽力促成南北和谈。唐绍仪当年和徐世昌是为袁世凯打江山的“哼哈二将”，后来跟随孙中山南下。他随即给徐世昌复电，在电文中强调南北和谈必须对等议和，代表人数也应当相等，谈判则要保证公开。和北洋系中分为主和派、主战派一样，西南系中其实也存在分歧，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电反对和谈，广州还出现了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谈。同时，段祺瑞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表面上看是一个北洋派的联谊组织，实则是在徐世昌的督军会议之外又开了一个督军会议，而“戊午同袍社”的社长则是直系军阀曹锟。
北洋系和西南系之间的隔阂日久，一时自然难以疏通，此时的徐世昌才知道事情之棘手远超出他的想象，他虽然在政坛上手段迭出，让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招架不来，但若论起与军人打交道，他就有些手足无措了，反不如段祺瑞那么长袖善舞。好在这个时候，徐世昌寄予厚望的国际背景帮了他的忙。1918年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将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由他们投送给西南军政府。五国公使的这份劝告如同是徐世昌的“尚方宝剑”，徐世昌在3日立即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等军阀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徐世昌取出五国劝告的文件交给众人看，督军们只好同意总统的命令，徐世昌趁热打铁，宣布遵照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并请求段祺瑞等疏通安福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