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消极避世的活命态度，林语堂认为这是由于个人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才产生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现实社会中“见义不为”的种种现象，不正是由于法律在保持个人权利的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某些偏差，才导致人们对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持淡漠的态度吗？
关于“家庭与婚姻问题”，作者认为：在家庭里，妇女是统治者，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他认为中国妇女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尽管被剥夺了西方妇女所享受的尊敬与社会权力，但当她们一旦适应了封建专制的家庭生活之后，也就不会计较是否参加社交聚会，而会认为自己在家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中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
在“人生的归宿”这一人类永恒的命题上，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入要强得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掌握仅有的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他把“回归自然”视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极力推崇人的一辈子应考虑如何真正的活着，而不是谋划如何发展；应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奋发劳动；应养精蓄锐以备它日之不测，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