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纸上”修辞从唐宋以降，一路堕落，几成习语。如陈埴《木钟集》：“法真圆机之士，非纸上之空言之也。”洪迈《容斋随笔》：“乃知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可见纸这个载体，已和“空言”、“陈迹”牢牢地挂上了钩，再也甩不脱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纸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语类》里曾有教诲：“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称之为“纸上说”。
同一时代的吕祖谦，也有类似的说法：“要得亲切，须是论世。论者讲论之谓，若不讲论，只是纸上说。然自秦汉?虞唐，以变诈之人看淳厚之时，如何看得，必须是身处唐虞之时，与尧舜皋陶之徒为友，方是尚友。”
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纸上说”，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不切实际的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