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命运却偏偏和骆宾基开了个大玩笑，他的研究成果非但没使他在远离尘世的书案前，超脱现实，超越自我；反而由于他考证中得出的某些论断与当时学术权威，也就是郭沫若的观点相对立，本想远离现实的骆宾基使他比任何一个时期更靠近了“现实”。是屈服于权威、泯灭了自我、逃避开现实，还是勇于追求真理、大胆抒发己见、坚持求是精神，这对于一个曾经不懈追求真善美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受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影响的革命文艺战士、屡遭正确与不正确的批评和批判的骆宾基来说，确实是个因袭太重的艰难选择。如果是处在春光明媚的1956年，毫无疑问，骆宾基一定会选择后者；可如今他要是选择后者，胡风、丁玲、冯雪峰、萧军等这些他昔日的上级、老师、战友和同志的悲剧命运和不计其数的“右派文人”的下场，又不能不在骆宾基的心头罩上了一层恐怖感，这样一种瞻前顾后的心理状态，终于使得骆宾基——处于创作“回跌”阶段的骆宾基，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研究下去，必会产生误会和麻烦”[5]，因而他不情愿地放弃了金文研究，在无精打采之中，写了一部比前几篇小说还要平庸的、有点《龙江颂》味道的剧本《结婚之前》，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骆宾基便在文坛上悄无声息地隐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