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称科考，在举行科场之年，择其优者，许应乡试。
国子监生毕业后可以入官的，府州县学生，则无所谓毕业。其出路：只有（一）应科举中式，（二）
贡入国子监。如其不然，则始终只是一个学生。要到五十岁之后，方许其不应岁试（未满五十而不应岁试，试时亦可请假，但下届须补。清制，阙至三次者，即须斥革），其学籍，是要取消掉的。非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府州县学生除贡入大学外，亦非应科举不能得出路，这是实行宋以来学校科举相辅而行的理想的。在当时，确是较进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过事实。
事实上，国家所设的学校，一定要人来读书，除非（一）学校中真有学问，为在校外所学不到的。（二）
法令严切，不真在校学习，即不能得到出路。但当时的学校，即使认真教授，其程度，亦不会超过民间的教育，而况并不教授？既然并不教授，自无从强迫学生在学。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不能竟不到监，乃斤斤和监官计较“坐监”的日数外，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它为文庙。
学校的有名无实，一方面，固表现政治的无力，一方面，也表示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无庸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